韩信的故事:从“受辱胯下”到登坛拜将,智圣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

韩信(?—前196),出生于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一个平民家庭,自幼家境清贫,却喜读兵书,胸怀大志。“受辱胯下”的故事,足以说明他抱负远大。他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待机而起。秦末大乱,韩信仗剑从戎,先随项梁、项羽,不得重用;后改投汉王刘邦,在汉相萧何的极力推荐下,登坛拜将,从此成为楚汉之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辅佐汉王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重定关中。此后,他作为侧翼战场的统帅,独立作战,驰骋疆场,接连取得了伐魏、平代、破赵、降燕、定齐的赫赫战果,凭借其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多次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为汉朝打出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韩信又指挥了围歼楚霸王项羽的垓下之战,为西汉的开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韩信画像韩信的军事天才,使他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同时也招致了汉高祖刘邦的疑忌和防范。项羽刚灭,刘邦就将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一年之后,刘邦又以“谋反”之罪,诱擒韩信,废其王位,贬为淮阴侯,软禁于京师。最后韩信蒙受着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二度谋反”的罪名,被吕后和萧何诱捕处死,惨遭灭门之祸。

  韩信的军事天才,受到当时人及后世人的一致推崇。萧何说他是“国士无双”;张良说他是汉军将领中唯一可以独当一面的人物;刘邦说他是“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人杰”。唐代尊韩信为兵家“十哲”之一;宋代有人称赞他的用兵之道为“千古一人而已”;明代更有人盛赞他为“兵家智圣”、“兵家之仙”。

  韩信不仅是百战百胜的沙场名将,而且是精研古代兵法并且加以继承和发展的杰出军事家。他与张良一道,对古代的传世兵书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他本人撰有兵法著作《韩信三篇》;他还曾主持整理、颁布“军法”。韩信对我国的军事理论、用兵之道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韩信名垂青史,当然首先是由于他的赫赫战功与杰出才华,但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由于他的悲惨结局,引起了后人的广泛同情,于是,为韩信的“谋反”之罪辩诬、鸣冤,就成了持续两千年而不衰的历史文化现象。“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常规,在这里被否定了,人们运用了史论、札记、咏史诗、楹联等多种方式,对韩信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惋惜。

  一、从“受辱胯下”到登坛拜将

  怀安“韩侯钓台”韩信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布衣百姓之家。他自幼家境贫寒,品尝了世态炎凉。家中没有足够的资产,乡里间对他没有好评价,自然不够“推择为吏”的条件;他又不从事经营牟利的商贾活动,在缺乏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他时常到别人家中“混饭吃”,难免招致众人的白眼。在贫困与歧视之中,他内心却有着不同凡响的追求。他喜读兵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母亲不幸去世之后,按照他家的贫困窘况是无法依礼安葬的,但是心高气傲的韩信,却偏偏选择了一处高大空旷的墓地安葬母亲,在其周围可容纳万家百姓。这个“穷小子”的举动,在常人眼中看来,难免有异想天开的嫌疑。

  贫困之中的韩信,无奈之下在一条河边以钓鱼勉强维持生活。有几位年长的妇人在河边漂洗衣物,其中一位老妇人注意到韩信时常衣食无着,出于怜悯之心,将自己的食物分出一部分给韩信充饥,连续数十日天天如此。史家称这段故事为“寄食漂母”。韩信极为感激,对她说:“我将来必定会重重报答今日的恩情。”未曾料到,这位漂母却发怒了:“你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己填饱肚皮,我可怜你才给你食物,难道我还贪图将来的报恩吗!”只说得韩信惭愧不已,点头称是。

  淮阴市井中,有个以屠狗杀猪为业的“恶少年”,对落魄的韩信横加凌辱。他在集市中拦住韩信,戏谑说:“你虽然长得身躯高大,喜爱佩带刀剑,其实却是个懦夫。你韩信如果不怕死,就拔剑与我搏斗;如果你贪生怕死,就从我胯下钻过去。”此语一出,人们都来围观。韩信冷眼凝视对手,几次想利剑出鞘,刺死这个屠夫,但如此一来,自己就成了罪犯,远大前程会因一时的意气之争而毁于一旦!韩信沉思良久,在众目睽睽之下,俯身从屠夫胯下钻了过去。围观者轰然大笑,讥责韩信胆怯。韩信却自有定见:能屈能伸,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韩信心定气闲地整理好自己的衣物,昂然向前走去。他的眉宇之间,分明流露出鄙夷之情,似乎在说:世俗庸人,怎能理解英雄豪杰的胸襟!

  秦末乱起,各地豪强纷纷起兵。待时而动的韩信,仗剑投效项梁、项羽叔侄,未得重用。英雄择主而事。韩信改投刘邦。当时正值刘邦被迫接受项羽分封为汉王,远赴汉中就封。韩信没有展示才华的机会,仅仅做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在行军途中,韩信又因触犯军法,而与其他十三位将士同时被判处死刑。行刑官将站在前面的犯人依次处死,排列在最后的韩信眼看就要大难临头。出于求生的本能,韩信在临刑之际抬头寻找是否有可以救自己一命的人。他眼前一亮:前面不正是汉王的亲信夏侯婴吗?于是,韩信大喊一声:“汉王难道无意于争夺天下吗?为什么要杀死我这样的壮士!”夏侯婴被他的喊声所吸引,感觉此人言谈举止不同凡响,就释放了他。两人稍做交谈,夏侯婴认定韩信人才难得,就出面向刘邦推荐。刘邦因此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治粟都尉是负责筹措、分配军粮的中级军官,无法施展韩信的满腹韬略。好在因为这一职务关系,韩信与丞相萧何常有接触,萧何开始赏识这位深通兵机的治粟都尉了。

  刘邦率军到达汉中,军中出现了逃亡之风。韩信主动求见刘邦,建议尽早决策东征,以稳定军心、争夺天下。刘邦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韩信估计萧何必定已经向汉王推荐过自己,毛遂自荐式的努力也没有导致刘邦的另眼相看。他认定在汉军之中是受不到重用了。于是,他在夜间骑马逃离汉营,踏上归途。

  丞相萧何得知韩信逃亡的消息,顿觉事态严重,这位可遇不可求的统帅之才,岂能如此消失!萧何来不及向刘邦作出说明,立即策马追赶。山风呼啸,月影摇曳,一路狂追的萧何,终于追上了韩信。经过萧何苦苦相劝,韩信勉强同意跟随萧何重返汉营,观察汉王刘邦是否有重用自己的诚意,再作打算。这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典故。

  早有人向刘邦报告:“丞相萧何也逃跑了。”刘邦大怒,如失左右手。过了几日,萧何前来拜见,刘邦且怒且喜,当面责骂萧何说:“你也逃跑,为何?”萧何连忙解释:“我不敢逃跑,是追赶逃跑的人去了。”刘邦追问:“你所追的是谁?”萧何回答:“是韩信。”刘邦听后再次大骂:“诸将逃跑者已经有几十人了,公无所追赶;却单单去追赶没有声望的韩信,其中必定有诈。”萧何回答:“诸将易得。至如韩信,称得上国士无双。如果大王甘心长期称王于汉中,可以不重用韩信;如果大王还有意争夺天下,除了韩信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替大王筹策分忧。就看大王如何决策了!”刘邦听萧何如此推重韩信,急忙解释:“我当然要图谋东进争夺天下,安能郁郁久居此地?”萧何说:“大王既已决策必定东进,如果真能重用韩信,韩信就可以留下来;不能重用他,韩信终究还会逃走。”刘邦爽快地送了一个顺水人情:“我看在您的面子上,任命韩信为将军好了。”萧何说:“即便是任命他为将军,韩信仍然不肯留下来。”刘邦说:“那么只好任命他为统领全军的大将了。”萧何应声祝贺:“大王如此决策,实为大幸!”于是,刘邦准备宣召韩信加以任命。萧何提醒他:“大王素来待人傲慢无礼,现在封拜大将如同呼唤小儿一般随便,大王这般不尊重人才的态度,正是韩信之所以逃走的原因。大王真心要封拜韩信为大将,一定要郑重其事地选择良日,行斋戒之礼,筑设坛场,一切按照古代任命大将的礼仪程式行事,才真正可以。”至此,刘邦完全被萧何的分析所吸引,同意一切按照萧何的建议运作。

  汉王即将封拜大将的消息传出,诸将皆喜。在众将的注目之中,拜将台如期竣工,拜将仪式隆重举行。当着刘邦把大将的印绶郑重交付给韩信的时候,汉军将领均大感意外!因为韩信在大家的心目中实在是没有威望,甚至可以说是无所知名。司马迁行文至此,使用了一句传神之语:“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庄严肃穆的拜将仪式,完成了。

  汉王刘邦向在尊位就座的韩信说道:“萧何丞相多次推荐将军兵略盖世,将军可以教给寡人什么计策?”韩信稍做谦让,随即发问:“现在大王准备东出争夺天下,对手应该是项王吧?”刘邦答:“是的。”韩信问:“大王自己估计从武勇、强悍、仁义、强盛几个方面比较,您与项王谁有优势?”刘邦默然良久,还是据实回答:“我不如他。”韩信再拜致贺说:“我也以为以上几个方面大王不如项王。汉中拜将台但是臣曾经侍奉过项王,请准许我分析项王为人。项王勇猛善战,但是却不能任用部下贤将,这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部下有人患病,他去探望,相对涕泣,把自己的饮食分给对方,可以说关心备至;但是说到部属有功应当封给爵位官职的,项王却很吝啬,往往将刻好的官印把玩到受损,还不舍得颁给。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了。项王虽称霸天下而臣使诸侯,但他不居关中而定都彭城,又违背义帝之约,而把他的亲信分封为王,各路诸侯心中不平。项王所过之处,无不纵兵掳掠,天下人大多心怀怨恨,百姓不亲附,只是迫于他的武力威强,不得不对他表示顺从罢了。在名分上他虽然号为霸王,实际上丧失天下之心。所以说他表面上的强盛是很容易转变为弱势的。现在大王只要能反其道而行,任用天下武勇之士,就可以战无不胜!以天下城邑分封功臣,还有谁胆敢与您抗拒?况且项王任用的‘三秦王’本来是秦将,统领秦人子弟多年,所伤亡的人不可胜计,又欺骗其部众投降诸侯,被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章邯等三人免于一死,秦地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现在项王凭借军威强封此三人为王,秦民决不拥戴他们。大王此前进入武关,对关中百姓秋毫无犯,废除秦的苛法,与秦民 约法三章,秦民都希望大王做秦地的君主。况且根据楚怀王对诸侯的约定,大王应该称王于关中,关中民众都知晓此事。大王被迫接受项王的分封而入汉中,秦地民众无不深感遗憾。现在大王举兵东进,三秦之地可以传檄而定也。”听了这番话,汉王刘邦大喜,连连表示相见恨晚!于是,完全采纳韩信的计策,部署诸将做好挥军东进的准备。

  韩信在登坛拜将之日,纵谈天下大事,畅快淋漓,准确明细,实际上是为刘邦描绘了争夺天下的战略蓝图。所以,后人把韩信的这番言论,比之于三国时期诸葛亮对刘备分析天下大势的“隆中对”,是有相当道理的。

  汉中韩信塑像

  二、侧翼战场的汉军统帅

  项羽分封诸侯王所遗留的矛盾,很快激化。东方的几次变乱,为刘邦重夺关中之地,创造了条件。韩信成功地制造假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助汉王刘邦确立了在关中地区的统治。勇猛善战的章邯,在与韩信的对垒作战中,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名将风采。这是韩信出任汉军大将所指挥的第一个战役,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天才。

  遗憾的是,刘邦指挥的继续东进行动,却因为在彭城的惨败,而受到重创。刘邦在从彭城溃败西归的途中,咨询张良的意见:“经此一败,我已经无法控制关东了,我准备把关东让给其他人来经营,只是他必须与我合作,共同反对项羽。你看选择谁好?”张良说:九江王英布、在梁地独自作战的彭越,都可以为我所用,“至于大王部下将领,能够冲锋陷阵的战将确实不少,但是真正能够担当重任、独当一面的,却只有韩信一人。如果大王决意不再直接争夺关东,就把关东交给英布、彭越、韩信三人,以此换来他们对大王的支持,项羽就必定会被打败。”

  刘邦点头称是,韩信是统帅之才,萧何与张良都认定他是项羽的克星,以后应该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成皋—荥阳一线,刘邦与项羽的正面相持战场呈现出拉锯战状态,刘邦即命令韩信分兵作战,开辟侧翼战场。刘邦还授给韩信左丞相的尊位,使他兼掌军政大权。既然要重用韩信,就要让他有职有权,从而使他感恩戴德。这就是刘邦用人的高明之处。

  汉王二年(前205),楚汉之争刚进入正面相持阶段,汉王刘邦命令韩信分兵作战,开辟侧翼战场。

  受命于汉王独立指挥大军作战之后,韩信的第一个征伐的目标是魏王魏豹。

  魏豹曾经是刘邦东征彭城时的盟友,此时据地自守。魏豹君臣认定,汉军主力在荥阳战场,韩信所率军队数量有限,而且有黄河天险可以利用,只要准确判断汉军选定的渡河地点,就可以遏制汉军渡河。魏军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黄河西岸的临晋关。这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其一,在附近的黄河诸渡口中,临晋关最方便大部队结集和展开;其二,半年之前,汉军就是在临晋关渡河进入魏境的,有熟悉地形之便;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理由——韩信在临晋关结集了大量兵力,由灌婴所率领的骑兵,是汉军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们在临晋关日夜操练载马渡河,临战气氛相当浓烈,而在其他渡口,并无汉军结集的迹象。于是,魏军把数万主力军队配置在与临晋关隔河相望的蒲坂城(今山西永济县西),严密防守。正当魏豹君臣自以为得计之时,一个炸雷般的消息使得他们惊慌失措:汉军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远离临晋关二百多里路的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并且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防御力量薄弱的黄河天险,正向着魏都安邑城杀来!

  临晋设疑,夏阳潜渡,出敌不意,先声夺人!韩信再一次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原来,汉军在临晋关的公开结集、征用船只,都是韩信为了迷惑敌人而作出的军事佯动,目的在于将魏军主力吸引到蒲坂城一带,为汉军在夏阳的潜渡制造战机。就一般常识而言,骑兵的机动作战能力大于步兵,尤其适应于作奇兵突袭。但是,兵无常势,唯有出乎敌人的意料,才能出奇制胜。韩信在此役中,偏偏不按照军事常识调兵遣将。他让灌婴率领骑兵,在临晋关大张声势摆出抢渡黄河的态势,以牵制魏军主力;暗中却命令曹参带步兵北上,直奔夏阳。没有船只,汉军如何在夏阳渡过汹涌的黄河?韩信早已胸有成竹,他命令秘密收集腹大口小的罂缶等大型容器,将它们空腹密封起来,又收集木梁、木箱等,将它们捆缚在一起,以增强浮力。乘魏军不备,汉军借助于这些简单的漂浮物,泅渡黄河天险,一举夺得战争的主动权。韩信乘机扩大战果,步兵、骑兵协同作战,一路势如破竹,魏豹弃城逃亡,终被韩信所擒。

  韩信指挥的伐魏之役,速战速决,大获全胜,使得汉军自从彭城惨败以来消极沉闷的士气为之一振!

  韩信作为一位高明的军事家,他没有满足于一次战役的胜利。他要继续扩大战果,并且要把自己所指挥的侧翼战场的胜利,尽可能地与刘邦指挥的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在平定河东之后,韩信派出使者主动向汉王刘邦请战:“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汉书·韩信传》)韩信这是把征服项羽后方的艰巨任务,一力承担下来。刘邦当然高兴,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统帅。刘邦增兵三万人,派遣张耳协助韩信,进击赵、代之地。

  声威所及,作为魏国紧邻的代国,对韩信敬畏交加。代国的相国夏说,在天险之地阏与(今山西和顺)布阵,与韩信拼死一战,很快也被韩信击溃。夏说本人被韩信俘虏。随后,韩信部下的精兵,被刘邦不断抽调到正面战场,“(韩)信之下魏、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拒楚。”(《汉书·韩信传》)侧翼战场与正面战场的良性互动,是如此和谐、有效。

  在平魏、破代之后,韩信携连战连胜之威,率三万部众,继续东进,兵临赵境。赵王赵歇与赵相陈余,亲统二十万大军,在军事要塞井陉口(在今河北省井陉西北)屯兵据守,准备迎击汉军。一场兵力相差悬殊的恶战即将暴发。

  赵将李左车深通兵法,他对陈余建议说:“韩信连战连胜,兵锋不可挡。他进攻井陉,道路险狭,车辆无法并行,他的军粮势必放在后尾。请给我三万奇兵,从小路截击他的粮草辎重。您据守井陉关口,不与他交战。我的奇兵截断他的退路,使他进退无路,不出十日,就可擒斩韩信。”陈余虽然号称博学,在实战指挥上,却很迂腐,不愿采用李左车的诈谋奇计。

  韩信侦探清楚,陈余确实不采纳李左车的建议,喜出望外,这才敢沿山间险路进兵。在距离井陉口三十里处,扎下大营。夜半时分,韩信传令进兵。首先,挑选两千名轻骑兵,每人手持一面汉军所用的红旗,从小路迂回到抱犊山北面,潜伏下来,监视赵军营垒动静。韩信对骑兵将领说:“我出兵交战,先假作败退,赵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尾随我军,你们乘敌营空虚之机,迅速冲入赵营,拔去赵军旗帜,立我红旗。”随即又传令全军:“暂且吃点便餐,今日破赵之后,全军大会餐!”汉军众将,都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赵军又占据了有利地形,怎么也不相信在一顿朝饭之间就能打败赵军,只好敷衍地回答:“遵命!”心中却充满了疑虑不安。韩信分析敌情:“赵军已抢占便利地势,扎下营垒,陈余意在歼我全军,只要不见到我的大将旗鼓,他就不会进攻我军的先头部队,他担心那样一来,我军在到达险阻地段时会撤退,围歼的意图就会落空。”因此,韩信决定利用陈余的贪功心态,派出一万人的主力部队做先锋,直奔井陉关前的谷地,在绵蔓河的东岸,迅速布置阵营,构筑壁垒。

  韩信果然料敌如神!早已准备决战的赵军,为了达到围歼汉军的预定目标,竟对这支万人大军的行动,置之不理,任由他们在眼皮低下,从容布阵。并且,赵军将士看到汉军竟背依河岸布阵设营,都哄堂大笑:这不是自绝退路吗?汉军怎么连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具备?盲目轻敌情绪油然而生。

  拂晓,韩信高扬大将旗帜,亲率后续部队,直逼井陉口赵军营垒,陈余立即开营迎战,关前的谷地,顿时变作血肉横飞的战场。激战良久,韩信假作战败,一路“溃逃”到先锋军队抢筑的营垒中,为了使赵军确信汉兵败退并非诱敌之计,韩信把指挥全军作战的大将旗鼓,也抛在撤兵的途中。赵军果然中计,全军冲出营垒,杀向河边的汉军阵地。赵军的大本营,竟空无一人。此时,韩信事先派出的两千骑兵,迅速出击,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赵军大营,改立汉军旗帜,关闭营垒,严阵以待。汉军营垒三面被围,背后就是滔滔激流,已无后退之路。全营将士深知,营垒一旦被攻破,只能任人宰割。只有坚守待变,才有生路。为了自保生存,汉军莫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临时构筑的营垒,因此而成了赵军无法攻破的铜墙铁壁。赵军久攻不下,不得不撤回休整。接近营垒时,突然发现营垒上一片汉军旗帜,不由得心惊胆战,全军顿时大乱,四散逃亡。两处营垒中的汉军,纵兵夹击,大破赵军。陈余被杀,赵王被擒。

  汉军将领齐集帐下,向韩信求教:“兵法上说,用兵布阵应该是‘右部和后方以山陵为依托,左边与前方以水面为屏障’,此次将军却命令我们背水列阵,与兵法的规定恰好相反,最后我们却大获全胜。请问这是什么战术?”韩信回答:“此次布阵的原则,在兵法上本来早有记载,只是各位没有认真注意罢了。兵法上不是有‘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话吗?况且,我所率的部下都是最近才调集到一起的,我与各部将士并不熟悉,军队素质接近于乌合之众。这种状况决定了必须把他们置于没有退路的绝地,才能使人人为自身生存而殊死战斗;假若让这样一支军队在有退路的地方安营扎寨,一旦敌人进攻,就会自行逃走,我怎能指望他们听从号令奋勇杀敌呢?”众将无不佩服。

  韩信“背水为阵”取得井陉大捷,不仅是古代战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更重要的是,对于应如何灵活运用兵法原理,创造性地发展兵家理论,做了有益的探索。

  韩信在战前曾发布命令,不得伤害李左车,有能活捉者赏千金。战事刚一结束,即有人将被俘的李左车紧紧捆缚,押送韩信大营。韩信亲手为李左车解开绳索,请他在尊位就座,自己以敬师之礼相待。韩信向他求教今后攻燕、伐齐的方略,李左车以“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为由,婉言推辞。韩信开诚布公地说:“如果陈余能够采纳先生的计策,我和部属们恐怕已沦为俘虏了。今天我是真心求教,请先生赐教。”韩信推心置腹,言语声色不带任何战胜者的优越感。李左车深为折服,即侃侃而谈。

  李左车指出,韩信连战连捷,特别是井陉一战,已经是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声威足以破敌,这是韩信的优势所在。但是,汉军屡经恶战,已是极度疲惫,实际上已很难再打大仗。这是韩信的短处。如果率领这支疲惫之师,去进攻燕军据守的高城深池,恐怕会力不从心,无法迅速破城。那么,汉军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如果对较弱的燕国都无能为力,势力更强大的齐国就会无所顾忌地与汉军为敌,汉军就会陷入被动。善于用兵的人,不应该用自己短处和敌人的长处相较量,而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去进攻敌人的短处。

  韩信全神贯注地聆听李左车的分析,不断点头称善。他继续虚心求教:“那么,怎样做才能扬长避短呢?”李左车答:“现在替将军筹划,最好是休整军队,镇抚新占领的赵地;同时,摆出军队随时都可北上进攻燕国的军事态势,造成一种现实的威慑力量。然后再派出一位能言善辩的使者,带上将军的一封劝降书信,前去燕国,向燕国君臣宣示汉军的优势和威力,燕王必定不敢不俯首听命。在燕王表示归降之后,再派遣使者到东方的齐国去游说,齐国也必定会走燕国的道路,不战而降。在这种特定环境之下,齐国即便是有多谋善断的人,也没有办法为齐国设计出什么高明的谋略了。如果按照这一方案去做,那么,天下大局就会很快明朗化了。用兵之道,本来就有先虚张声势震慑敌胆,然后再实施实际进攻的战术,我提出的方案就是对这种战术的具体运用。”(《史记·淮阴侯传》)

  韩信当即决定完全采纳李左车的建议。韩信把军队配置在通往燕国的道路上,然后派出了使者前往燕国诱降,燕王臧荼反复权衡利弊,只好表示归降。燕国之地,未经一刀一枪之争就落入了汉军控制之下。

  《孙子·谋攻篇》有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是军事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多少名将都向往能够臻入此境,但就是孙武本人也没有实际达到这一境界;所以严格说来,它只是兵家的一种理想追求。韩信不战而屈全燕,是第一次把这种理想追求变为客观的现实。这场斗智斗勇的特殊战争,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却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范例。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韩信所创造的奇迹,并非出自个人的谋略,而是依据手下败将的建议,否定了自己原有的方略之后而取得的。在战胜敌人之后,对被俘的敌方将领给以宽赦和优待,在历史上倒不乏其人;但是尊降虏为师,虚心求教,因而导致一个英明决策的形成,韩信是几千年战争史上罕见的军事家。

  韩信以劣势兵力,连续取得伐魏、破代、胜赵、降燕的大捷,在项羽的侧翼形成了颇具威胁的第二战场,直接改变了楚汉对峙的格局,迫使项羽不得不抽调精锐军队,去对付韩信。韩信几次将来犯楚军击退,使得项羽以部分兵力牵制韩信的军事部署完全落空。在屡胜大敌的同时,韩信还多次派出部下将士增援正面战场。刘邦在与项羽的对峙中,之所以能够屡败屡起,与韩信的策应作战、派兵增援,有着直接的关系。

  就在韩信指挥的第二战场捷报频传之时,正面战场上的刘邦在与项羽的对峙中连续失利,不得不几次脱身逃亡。在荥阳之战中,刘邦依仗部将纪信的慷慨代死,又采用了陈平的“女子夜降”妙计,才侥幸从荥阳重围中潜逃。其形势之危急,与一年前兵败彭城极为相似。在项羽合兵包围成皋之前,刘邦与亲信将领夏侯婴共乘一车,悄悄地从北门逃离,身边竟然没有其他将士随行。其狼狈之状可以想见。刘邦与夏侯婴北渡黄河,直抵修武(今河南修武县东),他的目的就是控制韩信的数万大军。当时,韩信亲率大军在修武休整。对于刘邦而言,韩信是他的部将,本来可以光明正大地征调韩信大军增援正面战场;但是,多疑的刘邦却对韩信是否听命产生了疑虑:韩信统帅着数万精兵,自己却只有夏侯婴一人相随,万一韩信突生异心,自己岂不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刘邦决定运用特殊手段,控制这支精兵。刘邦二人乔装改扮,自称是汉王使者,利用黎明前的昏暗,驰入汉营,直接进入韩信的大帐。韩信尚在睡梦之中,刘邦从其睡榻之旁,夺得指挥军队的印信兵符。然后,刘邦悄悄退出,召集将领,改易人事,以刘邦所信任的人取代韩信的亲信。韩信起床之后,才得知汉王亲临,连忙前来拜见。对于刘邦的“夺军”行为,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由此可见,韩信是在忠实地履行臣属的职责,而无少许异念。后世史学家论及此事,认定“修武夺军”是刘邦对韩信的第一次“行诈”。项羽未灭,天下未定,韩信正在忠心效力,刘邦却暗中把他当做需要防范的潜在敌人了!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事情!

  韩信依然在忠心耿耿地为了汉王而奋战在战场之上。

  此后,韩信以突袭手段,击溃了齐王田广、齐相田横的军队,控制了东方大国齐地。随后,韩信在潍水设伏,将项羽部下的第一勇将龙且及其所率的二十万精兵一举击溃,龙且本人也被击杀。潍水之战,使得项羽为数不多的机动作战军队被歼灭,更为关键的是,韩信不可战胜的舆论,已经在楚军中悄然形成。这种心理影响对项羽而言,无疑是一种灾难。

  三、垓下之战的总指挥

  汉王五年(前202),毁约追击项羽的汉军,在固陵之战中大败,只好坚守待援。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派遣使者,分赴韩信、彭越军中,具体划定其封国的范围,重申夹击项羽的旧约。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之下,韩、彭两位军事实力派人物,开始实心实意地投入到共同消灭项羽的军事行动之中。项羽的厄运难逃了。但是,在关系到楚汉兴亡的关键时刻,韩信一定要等到刘邦明确的增封许诺之后,才全力投入军队,确实有乘势要挟之嫌。刘邦无法释怀。这对韩信的未来而言,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韩信用兵如神。他不是直接西进寻求与项羽的主力决战,而是率领大军自齐地南下,与先期受命而出、转战于淮北的灌婴骑兵会合,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向守御力量不足的楚都彭城。楚军精骑在南平阳县(今山东邹城市北)拼死阻击,无奈韩信、灌婴所率军队势不可挡,只好败退。韩信很快攻占了彭城,俘虏了替项羽留守根本重地的项它。韩信随即展开进攻加招降的攻势,楚国腹地的大片领地先后归附。韩信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占领了项羽的大后方。

  等到韩信率领兵强马壮的齐军,赶到楚汉两军对垒的固陵前线的时候,项羽率领的十万楚军,实际上已经是无后方依托作战的孤军了。接踵而至的消息,对项羽而言都是雪上加霜的:英布诱降了楚国大司马周殷,在楚地攻占要隘、屠戮守城的楚军,然后与活动于江淮之间的刘贾、彭越合兵,到达了汉王军前。汉军及其盟友云集,共同对付项羽。

  陷入困境的项羽自知无力取胜,只好向东南方向撤退。

  苦尽甘来的刘邦适时地将全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齐王韩信。

  意气风发的韩信立即调兵遣将,指挥汉军阵营大约五十万将士,对项羽的十万撤退之师,展开尾追。两大阵营的金戈铁马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聚集,惊天地、泣鬼神的垓下之战,在这里爆发了!韩信承担了指挥全军歼灭项羽的重任。

  汉军将士都知道,这是消灭项羽最好的机会,不容放过。但是,犹作困兽之斗的楚军,依然有着令人敬畏的作战能力。正是这支返归后方的军队,在两个月之前,还在固陵之战中把毁约尾追的刘邦嫡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韩信深知,想要制服神勇无敌的项羽,正面与之敌对者必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韩信作为此次战役的最高统帅,再次展示了他的大局意识和克敌制胜的指挥天才。他毅然地把自己率领的齐军,摆放到与项羽正面冲突的位置。因为他了解汉军阵营各支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汉王刘邦的嫡系部队,在与项羽作战时,多次失利,难免有畏敌如虎的心结;彭越、英布、刘贾的军队,擅长于游击作战,而且他们的部下,有相当一部分是刚刚招降、整编的楚地子弟,让他们与项羽的主力当面恶战,万一战败或出现意外变故,都会使汉军阵营陷入被动。只有韩信亲自率领的三十万精兵,可以承担与项羽正面交锋的重任。这支军队,在韩信的指挥之下连战连胜,士气高昂,韩信对它的指挥得心应手;从其组成来看,既有原来随汉王刘邦征战的骨干力量(尤以灌婴所率的骑兵战斗力最强),又有韩信从原赵、燕、齐三国军队中改编的精兵强将。从各个方面考察,这支军队的作战力,在汉军阵营中是首屈一指的。

  韩信把攻坚战的任务,留给了他本人直接指挥的军队,不仅说明了他有不畏强敌的勇气,而且也表明了他对汉王的真诚拥戴——甘愿为汉王拼死奋战,力克大敌。

  在攻坚方向上,第一梯队是韩信所部,第二梯队韩信安排了汉王带领所部坐镇,可以随时策应第一线上韩信的军队。韩信的忠心,由此得到进一步的证明。韩信给刘邦安排的位置,实在是最佳位置。在名义上,刘邦处于主攻方向上,但是只要韩信的军队能够抵御住项羽的攻势,刘邦实际上是不必参加恶战的。刘邦所率的第二梯队,无异于是后备军或督战队。为了保证刘邦及其首脑部的安全,韩信还特意命令勇将周勃、柴武,率领一支精兵为其后卫。

  韩信对项羽的骁勇善战,同样心存敬畏。他在主攻方向的安排,是以“正奇并用”的方式,力求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韩信将三十万的嫡系军队,分成正面与左右两翼。正面以灌婴的精骑为先锋,韩信亲统大军为其作战主力。左右两翼的军队,则由韩信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孔〖〗(后封蓼侯)、陈贺(后封费侯)统领。

  对于项羽列为左右两翼的钟离〖〗、季布的军营,韩信也分派诸将加以围攻,务求割断楚军两位勇将与项羽的联系,使他们无法协同作战。

  惨烈的垓下之战开始了。项羽苦战灌婴的骑兵之后,遭遇韩信的主力。又是一轮的血肉横飞。韩信按照预定作战方案,佯败而退。项羽乘势追击,不料,韩信埋伏下的左右两翼精兵突然杀出!韩信、灌婴返兵再战,在战场的纵深处,形成了对项羽追兵的三面包围之势。对项羽而言,战场形势的突然逆转,是完全出乎意料的。项羽和他的军队,本来就是以少敌多属于被动性作战,他们是凭着一腔激愤,支持着他们拼死作战的,此前经过连番苦战,似乎获胜而追击败逃之敌的喜悦,转瞬之间已经被误入敌军圈套的残酷现实所击破,代之而来的一种无可言状的恐惧——韩信用兵,神鬼难测!楚军人心大乱,项羽只好吞下战败的苦果,退守大营。

  项羽不可战胜的神话,被韩信所打破。在韩信指挥之下,汉军对项羽的围困和进攻,还在进行之中。

  此后,发生了四面楚歌、霸王别姬、项羽自刎等一系列悲惨壮烈的历史场景……

  项羽无论如何神勇,在韩信的多面埋伏、反复截杀面前,回天无力,只好慷慨赴死。项羽由此成为悲剧英雄,而韩信的将略兵机也得以尽情展示,汉家开国元戎的地位,因此而更加彰显。

  四、从“不忍背汉”到“钟室受诛”

  项羽既灭,韩信的命运又当如何?

  韩信在战场上,是用兵如神的战略家,但是,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却不是韬光养晦的智者。在楚汉之争战事方殷之时,他与刘邦之间,已经存在着无法言表的心理隔阂。“修武夺军”已经将刘邦的猜忌之心表现出来。汉家开国之后,韩信的悲剧一步步展开。

  功高震主、鸟尽弓藏的悲剧,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在伍子胥、文仲的身上反复上演过。那么,韩信会不会重蹈覆辙?其实,早在项羽未灭之时,就有两位智者为韩信指陈利害,劝韩信乘势自立,以求安全。

  第一位说客是项羽的使者武涉。当时,韩信已经是雄镇东方的齐王了,项羽派武涉前来游说,意在争取韩信背汉亲楚。武涉是深通游说技巧的辩士,善于分析利害得失,长于分析人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动态。他的游说从批判刘邦为切入点:“天下英雄共同推翻秦朝之后,在项王主持之下依据功劳大小割地封王,借以休养士卒。但是,汉王再度兴兵而东犯,侵人封疆,夺人土地,在攻破三秦王之后,又引兵出关,胁迫诸侯之兵向东攻击楚地。看来他的用意非要吞灭天下所有封王才肯罢休,他的贪得无厌到了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况且汉王是无法信赖的人,他的生死掌握在项王手中已有多次了,项王出于可怜而给他一条活路,但是他一旦得以脱身,动辄违背约定,再次攻击项王,他不可亲近、不值得信任已是如此清晰。现在足下虽然自以为与汉王有厚交,为他尽力用兵,以后也必定为他所擒俘。足下所以得以暂且保得住高位到现在,原因就是因为项王还存在。当今楚、汉二王之事,决定他们命运的砝码就在足下掌握之中。足下右投则汉王获胜,左投则项王获胜。如果项王今日败亡,那么刘邦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收拾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交,何不反汉与楚合作,三分天下各自为王?现在错过这一良机,而自以为与汉王的关系牢不可破而攻击楚国,请问真正的智者应该如此行事吗!”后来的事实证明,武涉确有先见之明。他的分析合情合理,但是韩信还是毅然拒绝了:“我当初事奉项王,官位不过是个郎中,职责就是执戟保卫项王,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给我上将军的印绶,让我统领数万大军,把他最喜爱的衣服脱下来送给我穿,把他最喜爱的食物送给我吃,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得以成就现在的功业和地位。汉王如此厚待我,如果我背叛他必定不会有好下场。即便是有先生所预言的结局,我至死也不改变忠于汉王的决心。请代我向项王表明心迹。”韩信的这番话,掷地有声,为了追随汉王即便遭受杀戮也忠心不变,这就杜绝了武涉继续游说的空间。武涉只好带着遗憾离去。

  第二位说客是蒯通。他不仅是韩信的部属,还应该看作为韩信的心腹亲信。蒯通曾经认真研究过纵横游说的学问,是秦汉之际的天下辩士之一。他认定韩信目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此时的选择,不仅会决定楚汉的失败,而且也将决定韩信未来的命运。因此,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相面”的语言环境,从神秘莫测的角度入手,极力鼓动韩信背汉自立。随即,借题发挥,分析当时的天下大势。他说:“天下英雄豪杰在反秦之时,曾经同心同德,当时,大家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推翻秦朝统治。现在楚汉纷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脑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原,不可胜数。楚人起于彭城,乘胜追击,至于荥阳,席卷中原,威震天下。但是受阻于京县、索城之间,而不能越过汉军防线,相持不下已有三年了。汉王统领数十万军队,据守巩县、洛阳,凭借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失利逃亡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战败于荥阳,受挫于成皋,只好向宛城、叶县之间逃亡。以勇猛知名的项王和以智谋著称的汉王都陷入了困境之中。连年用兵,粮食枯竭,百姓疲极怨望,不知可以指望谁收拾乱局。根据我的分析,这种局势之下,不是天下贤圣就不能平息天下之祸。”当然,蒯通所谓的“天下贤圣”就是专指韩信而言,他特别强调:“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蒯通献策:如果您能听我的计策,为了您的利益,最好就是在楚汉之争胜负未分之时保持中立,形成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面。这种形势一旦形成,任何一方都不敢率先破坏这一平衡。以足下之贤圣,统领着众多军队,占有强大的齐国,结交燕、赵两国为盟友,直接控制着楚汉的后方空虚之地,再顺应天下民众的心愿,领兵西进向楚汉双方发出停止战争的呼吁,那么天下人一定响应您的号召,谁敢不听!随后,您再以公正之心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天下诸侯一定服从并且称赞齐王,天下的君王就会争相朝见齐王,奉您为盟主了!为了坚定韩信的信念,蒯通又提醒说:“大概您也听到过这样的谚语‘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希望足下深思熟虑此事。”

  蒯通的利害分析如此透彻,韩信依然感觉从道义而言,不愿意背叛刘邦。他说:“汉王待我很好,我怎么可以贪图利益而违背道义!”蒯通知道韩信是被刘邦的小恩小惠所蒙蔽,被道义观念所束缚,于是他历数古今典故,说明在权力之争中,道义观念是不足以为凭的,像韩信这样功高才大的人,是无法在雄猜之主面前得以善终的。他侃侃而谈:“如果足下自以为与汉王交情深厚,希望借此建成传承万世的基业,臣窃以为大错特错了!”他以张耳、陈余为例,在布衣之时可以结为“刎颈之交”,后来作为政治人物二人相怨,以至于互相刻意取对方性命,道理就在于“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他以文种、范蠡与越王勾践的关系为例,得出了功臣与君主的关系是:“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蒯通进一步分析,在刘邦与韩信之间,从交友深浅而言,则不如张耳与陈余;从忠信程度而言,也超不过文种、范蠡之于勾践。从他们的结局来看,就足以估测韩信未来的命运了。他总结了一条残酷无情的政治规律:“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声望越高,功劳越大,就越容易被诛杀。他历数韩信建立的奇功智略,结论却是:“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足下带着这些肇祸的资本,能够到哪里寻求平安的归宿?从名分而言只是汉王的臣子,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我暗中为足下深感担忧!蒯通的话,令韩信毛骨悚然!他表示需要认真考虑,再下决断。

  数日之后,蒯通再度求见,韩信把自己的选择告知蒯通——不忍背汉!他依然相信,我为汉王建立了许多大功,汉王终不至于夺我的齐国封地吧?蒯通只好避祸潜逃了。

  如果说,韩信拒绝了项羽派来的说客武涉,或许不难做到,那么他拒绝真心为他谋划的蒯通,就很不容易做到了;如果说,韩信判断蒯通所言毫无根据而拒绝,还不足以表明韩信对汉王刘邦的忠贞不贰,那么韩信在认同蒯通所言合乎情理之后,虽有犹豫,但仍然选择了义无反顾的道路,他对汉王的忠贞是不该被质疑的了。在楚汉之争进入对决的关键时刻,韩信没有任何拥兵自重、背汉自立的念头!

  那么,在项羽已死之后,韩信的命运又是在按照什么轨迹在展开?

  垓下大战获胜之后,汉军及其盟军凯旋而归。大军行至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分别安营扎寨。韩信和他统领的三十万齐军,在距离汉营不远处休整。大敌已灭,周围全是“自己人”,韩信并没有按照临战状态警戒设防。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悄悄地进入齐军大营,直扑韩信高卧安睡的大帐而来。而这支部队的统领者,就是汉王刘邦。他重演当年“修武夺军”的故伎,乘韩信不备之机,驰入帅帐,夺回了原来交付给韩信的调兵符节,剥夺了韩信指挥军队的权力。司马迁在此处有诛心之笔“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这是刘邦对韩信的第二次施诈夺军。韩信默然无语,接受了这一定局。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汉王刘邦颁布了分封诸侯王的命令,当然带有论功行赏的意味。很有意思的是,刘邦以韩信生于楚地、熟悉楚人风俗为由,将他由齐王改封为楚王。韩信似乎也乐得享受荣归故里的优遇。实际上,韩信的改封,是刘邦为了防范韩信而采取的一个步骤。理由是:其一,齐国的地理位置比楚国更为重要。自从战国时期以来,人们就把东方的齐国西方的关中看作为天下的两个重心。稍后有人对刘邦明言,齐地是必须严密控制的地方,除了嫡亲子弟之外,不能封到齐地为王。其二,齐地是韩信一手征服的,军民对他有敬畏崇拜之情,万一韩信有异心,齐人可能为其所用。楚地虽然是韩信的故乡,但在当地没有民望,有的倒是“寄食漂母”、“受辱胯下”的耻辱。其三,原属韩信指挥的齐地精兵,随着改封而中止了与韩信的隶属关系。因此,改封韩信,使得他的实力与潜在的影响力大大受挫。

  稍后,楚王韩信领衔奏请汉王即皇帝尊位。刘邦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名分更加明确。

  不久,刘邦有“南宫论功”之举,他要求在座诸位大臣讨论汉兴楚亡的原因。随后在总结时,刘邦提出自己的见解:项羽败亡是因为不懂得笼络天下豪杰,而他自己则是借重了“三杰”的支持得以反败为胜。论及韩信的统帅之功,“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刘邦的赞誉之词是毫不含糊的。此话传出,对韩信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宽慰。

  韩信荣归故里之后,做了几件得意的事情:其一,修整母亲的坟墓。其二,以千金重礼酬谢当年接济自己的“漂母”。其三,派人找到当年使自己横遭“胯下之辱”的市井屠夫,不仅未加惩罚,反而任命他担任王国的高级武官——中尉。试比较韩信对漂母和市井屠夫的态度,一是有恩必报,一是以德报怨。他是在显示他的事业成功?还是在显示他的心胸宽大?或是兼而有之?

  就在韩信尽情享受着功成名就的愉悦之时,一场灾难悄然临头。

  项羽的部下猛将钟离〖〗,原本与韩信有旧交。项羽死后,潜归故国投奔韩信。钟离〖〗在战场上曾经对刘邦苦苦相逼,刘邦记仇怨恨不已,得知他在楚国,就下诏楚王韩信收捕钟离〖〗。这或许是简单的“算旧账”,也可能是不愿意看到一员猛将归附到韩信麾下。韩信一时碍于旧交,未曾按照刘邦的要求下手。刘邦自然心存芥蒂。转瞬到了汉高祖六年(前201),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其背景是:韩信初到封国,巡行各个县邑,总要调集一支军队充当护卫,前呼后拥,借以显示封王的尊严。在“汉初三杰”之中,韩信与张良、萧何相比较,有明显的欠缺,他不懂得在猜忌之心很重的皇帝面前,需要韬光养晦以求自保。张良刻意显示“遁世”之心,萧何则以谨小慎微来表达驯服之意,韩信本来就是最受猜忌的人,偏偏我行我素,不肯收敛锋芒。这次“谋反”的告密,为刘邦制裁韩信提供了借口。

  刘邦采纳陈平的计策,以“天子巡狩会诸侯”的名义,传令天下诸侯:皇帝要南游云梦泽,与诸侯约定在陈县相会。真实的目的是借机袭擒韩信。选定陈县为约见之地,大有深意。陈县位于楚国的西部边境,天子与诸侯在此相会,作为封王的韩信必须提前朝见皇帝。届时一个大力士就足以将兵略无双的统帅擒获。

  刘邦君臣的计策,韩信当然无从得知。但是,皇帝的突然亲临楚国,使得韩信莫明其妙地紧张。也许是想到了“修武夺军”、“定陶夺军”的前车之鉴?也许是想到了近来自己把皇帝要求捕送钟离〖〗的诏书置之不理,而心怀忐忑?韩信坐卧不安。他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起兵反抗以图自保,但是韩信自以为无罪,皇帝要收拾我总需一个理由吧;一是拜谒皇帝,又怕被擒。有人建议韩信说:“斩杀钟离〖〗,然后再拜谒皇帝,皇帝必定高兴,大王就无祸患了。”韩信请钟离〖〗议事。钟离〖〗看透了韩信的用心,不由得悲上心头:“汉朝廷之所以不发兵攻打你的楚国,就是因为我钟离〖〗在你身边。他们担心你我联手起兵。如果你打算捕杀我以求自媚于汉廷,我今日死,你也就随后被消灭了!” 钟离〖〗眼看韩信不为所动,破口大骂韩信:“你不是忠厚长者!”随即自刎而死。韩信携带着旧友的首级,到陈县拜谒汉高祖刘邦。刘邦下令预先埋伏的武士出手捆住韩信,押入后车。韩信的耳畔响起了当年武涉、蒯通的话,仰天长叹:“果真如同有人所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我本来就应当被烹杀了!”面对如此抗议,刘邦不得不以解释的口吻制止:“有人举告你造反。”于是就把这位开国元戎以囚车押送至洛阳。

  韩信从被改封为楚王到云梦遭擒,前后只有一年的时间。韩信“谋反”的罪案,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审理,却查不出真凭实据,刘邦不得不假装宽大为怀,“赦免”韩信。人,可以错抓,却不可以错放。“谋反”的罪名无法坐实,但韩信出行以军队充当护卫一事,被定罪为“擅自发兵”,据此,废去他的“楚王”封号,贬降为“淮阴侯”。并且严格限制他只能够在京城居住,不得擅自外出,实际上是过着变相的软禁生活。

  一系列意外的变故、不公正的待遇,韩信完全看透了刘邦对自己的忌妒、防范之心,难免心中愤愤不平。不会掩饰自己情绪的韩信,有时还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不满情绪表达出来。

  某日,韩信路过舞阳侯樊哙府前,樊哙毕恭毕敬地以“楚王”的规格接待他,韩信坦然接受。而在步出樊哙府第的时候,韩信却苦笑一声:“想不到我此生竟然与樊哙等人为伍!”表面上看来,韩信是在表达对樊哙等战将的鄙视,实际上却是对刘邦贬抑自己的做法表示不满。他只能用自我解嘲的方式,发泄胸中的怨气。

  刘邦曾经与韩信从容议论诸将带兵的能力高低,韩信对他们各自给出了不同的评判。刘邦突然发问:“依你看我能统领多少兵?”韩信据实而答:“陛下不过能统领十万军队。”刘邦又问:“如果说到你又怎样?”韩信论兵论将正在兴头上,根本没有多想脱口而出:“臣统兵是多多益善”。刘邦笑言:“统兵多多益善的人,为何被我这个只能统兵十万的人所擒?”面对这一尴尬的问题,韩信才猛然醒悟在皇帝面前他的失言,于是改用委婉的言词辩白:“陛下不善于统领士兵,而善于驾驭将领,这正是我韩信之所以被陛下所擒的原因。况且陛下的才干是所谓天授,不是普通人依靠自身努力可以比拟的。”韩信此言,既可能是为了自保而不得不说的逢迎之语,也可能是韩信出于自身体验而说的由衷之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韩信虽然也在被迫学习自保之术,但是他的禀赋未改,而刘邦对他的疑忌也没有真正消歇。

  汉高祖十年(前197)九月,突然暴发了震惊朝野的事变:身为代国的相国、统领大兵镇守赵、代边境的陈〖〗起兵,自立为代王。陈〖〗是刘邦的心腹亲信之一,他的军事才干为刘邦所熟知。刘邦不得不以垂暮之年统兵亲征。由此可见,形势之严峻。过了几个月,时当高祖十一年(前196)正月,皇帝亲征平叛的捷报尚未到来,京城中却传出了令天下人更为吃惊的消息:贬居长安的淮阴侯韩信,暗中与陈〖〗勾结,准备在关中发起叛乱,幸亏被他的属官秘密举报,吕后与丞相萧何巧设妙计,诱韩信入宫,在长乐宫的钟室加以诛杀,并且将他全家满门抄斩,不留一人!据说韩信在临刑之前,恨声不已:“我后悔不用蒯通之计,竟然被小儿、女子所欺诈,岂非天哉!”

  名满天下的开国元戎,就如此以第二次“谋反”的罪名而惨遭灭族之祸!

  因为萧何在诱使韩信入宫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人们对这位出卖朋友的丞相,多持批评意见。于是有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说。

  五、千古不平声

  君主无情,青史有情;荣辱无常,人心有常。

  司马迁画像汉家朝廷所公布的韩信“谋反”的结论和证据,是否足以令人信服?当时人的态度如何,史籍缺载,我们难以评判。后世有许多人在为韩信“辩诬”,力证所谓的韩信“谋反”是冤狱。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辩诬”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指出:韩信的悲剧,是由刘邦、吕后、萧何一手造成的。他的谋反,不论是出自诬陷和罗织罪名,还是被逼无奈中的铤而走险,其实质都是根源于刘邦、吕后的嫉贤妒能、残杀功臣。它揭露出古代君臣关系中最黑暗、最冷酷的一面。

  第一个为韩信鸣不平的,就是司马迁。

  一部《淮阴侯传》,司马迁以其满腔同情之心和如椽大笔,为我们塑造了充满传奇与悲剧色彩的军事家韩信的立体形象。它的前半部分,塑造了韩信多谋善断的军事家形象,全面肯定了他为西汉开国立下的赫赫战功,读后令人倾倒。后半部分,可以说是以满腔的同情之心,写成的一篇动人心弦的翻案史传,重点在于突出他的蒙冤,读后令人心碎。以前半段的“智”与“功”,来反衬后半段的“冤”与“惨”,更增加了《淮阴侯传》的悲剧感染力量。司马迁尽管没有公开为韩信“平反”,但后世读史者,每阅《淮阴侯传》,总是难免产生憎恶刘邦、惋惜韩信之念。这正是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独特史笔的价值所在。

  还有一种独特的辩诬形式,就是咏史诗。诗人借为韩信鸣不平,对冤狱的制造者大张挞伐。短短几句诗文,以其新颖的见解、高远的立意、精练的语言,令人荡气回肠,拍案叫绝。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韩信庙》(《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五),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启示。有此一诗,就可以尊刘禹锡为思想家:

  将略兵机命世雄,

  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

  每一寻思怕立功。

  诗的前两句,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赞颂了韩信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洗雪了韩信谋反的罪名。诗的后两句,则将刘邦杀韩信产生的恶劣影响,揭示得淋漓尽致。功高震主者身危,这是多么残酷的结局。军事将领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立下战功,但一想到韩信的下场,就会坐卧不安。为了保住自己的名位,他们甚至不得不百般地贬抑自己,以至于谨小慎微。甚至还有某些将领,消极地汲取韩信的教训,为了长保富贵,竟然不惜纵放敌人,借以自重身价。专制君主残杀功臣,给中国历史带来多少奸诈与黑暗!

  另外一位唐代诗人殷尧藩,赋诗《韩信庙》(《全唐诗》卷四百九十二):

  长空鸟尽将军死,无复中原入马蹄。

  身向九泉还属汉,功超诸将合封齐。

  荒凉古庙惟松柏,咫尺长陵又鹿麋。

  此日深怜萧相国,竟无一语到金闺。

  此诗歌颂了韩信功盖一世,指出求封齐王并非非分之举;对韩信的蒙冤而死深表遗憾;对安卧长陵的刘邦冷言相讥;特别是对于为保自身利禄而不敢向金闺女主为韩信讲一句申辩之语的萧何,用了“深怜”二字,表示了极度的轻蔑。

  清初诗人沙张白,则把犀利的笔锋,直指汉高祖刘邦。请看他的诗作《韩信城》:

  项氏犹全族,韩侯竟灭门。

  可怜带砺誓,不及属镂恩。

  此诗巧用两组对比,揭露和批判了刘邦的残酷无情:与刘邦为敌的项羽,还得以保全项氏香火,而为消灭项羽作出杰出贡献的韩信,却惨遭灭族之祸;刘邦曾经许诺让功臣后代永保富贵,但是誓言犹在耳边,却将大功臣韩信灭族,其寡情薄义超过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对待功臣伍子胥——夫差只不过赐“属镂”宝剑给伍子胥,迫使他自杀,并未株连其家属,而刘邦竟然将韩信满门抄斩!这两组对比,真是令人心寒胆落!

  在今山西省灵石县境内,有一座韩侯岭(又称韩信岭),岭上建有韩信墓和祠堂。根据民间传说,当年刘邦平定陈〖〗叛乱回京途中,在此地遇到了吕后派来送呈韩信首级的专使,刘邦也顿生怜悯之意,传令将韩信首级就地埋葬。此后,韩侯岭就成为后人凭吊韩信的处所之一。祠堂中有许多精构细雕的佳联,它们不仅为古代名胜增光添彩,更可使人缅然深思,回味无穷。其中有一长联,可以称得上是警世之作。

  上联曰:

  公既登大将台,苟稍有利天下之心,则早谋于十万军中,又岂待克齐城时,乃生异志;

  下联曰:

  我欲问汉高祖,枉受此薄功臣之过,试历数此二千年内,而至今高庙祠者,究属何人?

  天地悠悠,世事如烟。倘若刘邦地下有知,应该如何作答?

  文人论史,往往充满激情,或许稍欠理性。面对开国皇帝诛杀功臣的典型事例,该如何评判刘邦与韩信的恩恩怨怨?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听听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的判断:

  世或以韩信为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闬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四·太祖高皇帝下》高帝十一年“臣光曰”)

  司马光的这段论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论点:一是司马光转借他人之语,全面肯定了韩信的开国之功,表达了对韩信的敬重之意。二是司马光认定韩信的第一次谋反是冤狱,而第二次谋反即便实有其事,追寻其原因在于韩信对无罪贬爵心怀不满,实际上在暗示刘邦对韩信的处置失当。三是司马光指出刘邦确实有亏负韩信之处,但是韩信肇祸也有“咎由自取”的诸多因素。韩信以市井小人的求利之道自居,却希望君主以正人君子之道相待,这是大错特错的。司马光的这种论断,比之于单纯地讲韩信不懂得谦逊自保、行事授人以柄等说法,显然更为深刻。

  韩信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家。后人可以通过为韩信辩诬,从而对刘邦的“负恩薄情”给予揭露和批判,却也没有必要把韩信说成是“臣节无亏”的忠臣。因为它同样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正因为如此,司马光的持平之论,才更容易让人接受。

  刘邦与汉初三杰,以及与他们无法分离的楚霸王项羽,穿透两千年的历史烟云,其英姿雄风依然可以与我们灵犀相通。当着我们神交古人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不胜枚举的感悟与启迪。我想,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历史,实际上存在着若干不同的层次:有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后人已无法完全了解的历史;有史学家载入典籍,却不知是否完全“真实”的历史;更有读者心灵所感知的历史。读者的阅历不同、秉性各异,往往会作出各自的取舍与判断。著史者与读史者之间,永无休止的心灵交流与感情撞击,同样也是历史的魅力。